一天则用来体察民情，半天待在城内的鱼行，沾了一身腥味，半天待在走货通道，与门吏、税吏一道，观察他验货、收税，默默地体会着江夏这座城市的发展，感受着它运转的节奏。
这本不是座大城，而今却是翻天覆地，进而容纳十万人，这是如何做到的！以当前大汉社会的生产力，每一座大城的供应，代价都是巨大的，江夏没有政策优势，上下都得考虑成本，是怎么突破道道难关，一步步发展至如今。
仔细研究下来，根本原因，或许还是生产力的进步，过去几十年，朝廷在民生上还是做了少事情的，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。直道的修建就不提了，四通八达、连接各大中城市的道路，是大汉高效运转的保障之一。
在衣食方面，更是苦心孤诣，粮种的不断改进，堆肥技术的改良，生产工具的大规模打造，畜力的大规模使用，占城稻的大规模引进与种植，海外资源的掠夺，等等，都大大提高着大汉的基础物质水平。
至于棉花，从引进、培育、发展、改良，逐步扩大成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产业，朝廷除了投资钱粮、人力、土地，还用数以十年计的时间来保驾护航，等待其发展成熟。
而对棉纺织技术的大力推进，不吝重赏，更是效果显著，自南到北，各种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代的纺织机冒了出来，对这方面，老皇帝虽然不懂，但只需要知道这些工具大大提高了棉纱、棉布的生产效率即可。
最早被卢多逊从西域带回的两个棉农，已然在大汉发展成了两大棉花家族，改良棉纺工具、技术者也成为了棉纺贵族，都是犒劳他们在此行业中开天辟地般的功劳。
像进献儋州改良纺织技术的周仁浚更是官运亨通，平步青云，一路升迁，如今已是河东道布政使，河东那是什么地方，不用多说了。
这些，都是老皇帝颁发的“生产力进步奖”。
全国范围内，大修水利，鼓励诸道州因地制宜，兴修水库，疏通沟渠，如黄淮地区，一些修修补补工作仍在断断续续进行，清淤排沙、植树固堤更是每年的“必修课”。
各县里设立专事农牧生产技术的农所，乡里派驻农吏，指导生产，具体效果如何暂且不提，但都是朝廷有作为的证据。
同样开历史之先河，科举设立农科、工科，从根本上改变两者的政治地位，而不再是名义上的“士农工商”。
只不过，不管是出身工农，还是修习农工学问技术，当了官就基本脱离了原来的阶层，并且越走越远，并不能真的将其与普通农工一概而同。毕竟，自古以来在中央之国，只有两种人，权贵与其他。
但是，名义上的进步，那也是进步，有些事情，甭管事实如何，表面功夫，就是该做足，并大力宣传，能够落实于制度，本身就具备积极意义。
总而言之，大汉朝廷在生产力的提升上，还是想方设法、费尽心机的，极大地丰富了大汉的物质基础。
若没有这些，单单靠放松的营商环境，靠商品的流通，大汉城镇发展能够到如今的地步，那也是痴人说梦。
于鄂州，或者说江夏而言，也正是赶上了一个治世，国家整体又处在一个昂扬向上的态势，再兼地利人和，方才崛起了这么一座长江大邑。
当然了，江夏这边也不全是真善美，假恶丑同样很多，阳光越艳丽，阴影也就更深重，繁荣往往也是罪恶的温床。更深入的情况，老皇帝没精力也没心思去了解，但他能够看到的，还是江夏的普通士民百姓，日子过得还忙碌而紧张。
不过老皇帝也不会同情心泛滥，在他如今的观念里，人是分三六九等的，人生在世，各安其位，既然是普通人，就要谨守普通人的本分，承受普通人的辛苦劳碌，这是整个社会运转的一环。
身为下人，若是只想着获得上人的待遇，那既不切实际，也容易滋生问题，影响社会稳定。能够给下人，保留一丝通过拼搏奋斗跻身上人的可能，就已经是最大的公平了。
只不过这一点，是目前朝廷做得并不算好的地方，毕竟，权贵们恨不能把所有的好处都薅到自己盘子里，怎么可能愿意给下人留出空间，当然这就属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了。
体察了一番江夏的市场风貌，老皇帝也就结束了在此地的视察，至于他始终关心的农村状况，却没抽时间去看。总归，要比罗山县那边好吧，毕竟依靠着大江，鱼米丰足。
下一站，自然是道治江陵，到了荆湖北道总得去首府看看，再有樊知古的亲自邀请，若是不去，面上既不好看，还容易引发一场不必要的政治风波，影响樊知古威望，给他治理湖北带去麻烦。
别看鄂州这些年发展不错，崛起势头就像插了翅膀一样，但若给荆湖北道诸州排个名次，那占据第一的仍旧是江陵府，鄂州勉强第二，其次岳州，再次襄州，余者就暂且不论了。
而江陵府，在事实上也从没担心过鄂州能威胁到自己地位，就一点，鄂州僻处湖北道东部，只要朝廷不对湖北道州建置区划做调整，鄂州发展得再好，也难以承担起首府的职能。
鄂州逗留三日，即开拔江陵府。
从洛阳出发南来，一路都是车马，老皇帝估计也腻了，于是这回西去江陵选择坐船。龙舟是没得坐了，一般江船、游船又不放心，为策圣驾安全，从长江水师中选了一条主舰，作为皇帝座驾，并抽调一支水师溯流护驾。
在鄂州，也是常年驻泊有一支江防水师，规模并不大，编制两千出头，大小船五十来艘，唯一的一艘大舰也不过一千料，作为老皇帝西行的座驾。
出发前，老皇帝还亲自对鄂州水师进行了一场检阅，大异从前，这还是老皇帝此番出巡以来，第一次对地方军队进行检阅训话，完全不符他的行事风格。
江陵距离江夏陆路约三百来里，水道蜿蜒曲折，则要更长，溯流而上，靠浆帆为动力，全力赶路，日行也不过四五十里。加上沿途走走停停看看，前后仍花费了半个多月时间，方才抵达江陵，正好在江陵过中秋。
抵达当日的情况，与在鄂州的流程一般，欢迎仪式，衙司座谈训话，接见士民代表，并且，当夜还于江陵城内的太白楼上聚会，君臣民都尽兴而归。
不过，比起在鄂州的温情脉脉，在江陵这边，老皇帝便展露獠牙了。就在翌日，武德司吏卒出动，对湖北道下辖的两支主力水师进行清理，目标明确，行动迅疾，为了策万全，弹压可能出现的骚乱，还有大内军士配合，登船拿人。
谁也想不到，前一夜还载歌载舞，君臣尽欢，夜尽天明之后，便是雷霆霹雳。基本没有什么阻力，事实上，即便没有大内军配合，携诏令去拿人，也不可能遭到反抗，天下人对于老皇帝的敬畏，恰恰属中等阶级最为深重。
于是，荆湖北道的水师，有半数的中高级军官，都在此次行动中被捉拿，几乎是一锅端。搞出这么大动静，当然是师出有名的，细枝末节且不提，就参与走私这一条，就已经是死罪了！
经济发展，商品流通，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里，流淌着的财富，足以动摇人心。过去的三十来年，江上的走私活动很猖獗，很严重，严重到负责巡航、治安、剿匪的水师参与到其中的程度。
收受贿赂，批条子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甚至都是小事，把水师舰船当作走私船，那就不只是犯了政法，还犯了军法，是概不能容忍的。
而根据荆湖北道水师内部举报，以及武德司的调查，水师做的事，还远不止于此！比如，恶意拦截商船，私收舟船税，如果只是收过路费也就罢了，谋财害命的情况也很多；更有甚者，豢养水匪，养寇自重……
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摆到老皇帝面前，引发的剧烈震动可想而知，又如何能忍住杀心，不对长江水师大力整顿。
长江水师，算是大汉内河水师的精华所在，源远流长，最早可追溯到南平高氏时期，在原荆南水师的基础上，进行扩张。后来，又糅合了一部分湖南水师以及后来居上的江南水师，多年发展下来，形成如今的长江水师。而长江水师，又与其他水系水军，共同构成大汉内河水师。
而关于内河水师，最大的变革，要属指挥权下放，分道、分段，下放给各道州指挥司，保持一定战争功能的同时，还负责治安、剿匪、缉私等事务，而枢密院那边，直接统辖的，则是海军。
但如今看来，水师权力的下放，却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，让那些人更便利、更容易地与地方势力勾结在一起。
湖北水师如此猖獗，肆无忌惮，糜烂至斯，显然不可能只是部分官兵上下勾结，上头必有靠山，军地必有结合，内外必有勾连。
一番惊天动地的行动下来，湖北水师半数的军官被拿下，战力基本算是废了。与之同时展开行动的，是对荆湖北道司及蒋江陵府官场的清洗，重点放在司法、税务、监察三大系统，一次性拿下了六十余人。其中职级最高的，一个是荆湖北道副都指挥使、湖北水师都指挥使魏忠，一个则是江陵知府符昭寿。
后者什么身份，也无需赘言，光看姓就知道了，皇亲国戚，符皇后的弟弟，太子的亲舅舅。至于前者，背景反而要复杂些，前长江水师都指挥使魏璘之子。
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，但魏氏同孙家一般，同出南平高氏，也同样是湖北望族，是荆湖北道最顶级的食利者。
在大汉，几乎与孙家同时发迹，早年之时，不管是平楚、伐蜀，还是后来东进平定江南，都有魏璘率领水师奋战的身影，在一统天下的大业中，有魏璘一份功绩，同时也奠定了魏氏在荆湖北道的地位。而魏忠，则是如今魏氏的当家人，也是道司大吏。
这二者的被捕，对于湖北官场来说，可谓是一场大地震了，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。自建置以来，三十余年间，荆湖北道也经历了大汉政治的变迁，固然因为各种争斗、运动、变革而受到影响，但整体而言，都是平稳渡过的，而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般，大清洗。
很多人都是无所适从的，谁都没想到，但谁也都看得出来，老皇帝要下狠手了。抓了那么多人，连小舅子都一并下狱了，总不是闹着玩的。
于是，心怀恐惧下，很多人都找到布政使衙门，求到樊知古这儿，希望樊使君能够出面，带领他们共度时艰，挽救湖北这场突如其来的官场危机。
事实上，对于此事，就连樊知古都大感愕然，毕竟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，一点风声都没流出，前一夜还在太白楼君臣同乐。然而，仔细想想，这也符合老皇帝的作风，不动则已，动则如雷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