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谢谢。”

她没有本能地后退躲避。他顿了顿，话题又转回到冬季音乐节，问符黎是否有值得推荐的好歌。是啊，她想，有很多，尤其是送我回家的那位音乐人的作品，甚至我的学生也参与了一部分。可这些好像都不重要。她仍旧好奇，像一团棉花堵在心里，想要去确认某些东西，以便厘清哪些话该说，哪些话不该说。也许她必须发出信号，例如，假装在音乐节上听见了某个颇负盛名的曲子。

“你知道‘菠萝超开心’乐队吗？他们有首歌叫《彩虹的世界》。”

“挺有名的，”卫澜说，“是为少数群体发声的代表作吧。”

符黎悄悄皱了皱眉。这听上去有点奇怪，因为他的语气好像过于冷静，几乎到了置身事外的程度。

突然，一阵铃声打断了对话，吓了她一跳。手机和网络普及后，大多数人家都取消了固定电话的安装，而出租屋里自然也不可能拥有座机号码。她倍感惊讶：那种古旧的、似乎缠绕着朽木气味的老式机械铃，她已经很久没听过了。

“抱歉，我去接个电话。”

卫澜放下手中的碳酸饮料，起身去往卧室。她边吃薯条边看电视，假扮一位坐在快餐店里等待小伙伴来赴约的中学生。二十分钟过去，直至娱乐节目播到下集预告，他才回来。

“那么久吗，披萨都要凉了。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，耸下肩膀：“工作上的事，确实烦人，手机没理他们，没想到电话能追到家里。”

“那……需要加班吗？”

“不加，根本不是我们部门的问题。”

“真潇洒啊。”她羡慕地感叹。

“你也尽量不要加班。”